保密！雙標？教育部的自我踐踏

文/夏學理教授（前臺師大發言人/所長）

法治精神與信任危機

針對教育部次長/台大教授葉丙成所涉的性平案，教育部於今（7/31）日再次強調：遵從法律規定，「嚴守保密義務」；惟就臺師大周台英教練案，卻未見教育部「嚴守保密義務」，而是帶頭放任案情細節公諸於世。此等明顯的選擇性執法，不僅是赤裸裸的行政雙標，更是教育部帶頭違反自身所轄法令的惡劣示範，嚴重侵蝕教育體系的程序正義根基。

一、保密義務：法律明文規定的鐵則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第23條之2明確要求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時，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，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，應予保密。」，以維護當事人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。

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》第24條進一步細化：「調查處理人員對當事人、檢舉人、證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相關資料，應予保密」、「負有保密義務者，包括參與處理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

性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。依前項規定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，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。」

而反觀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》第17條之3，亦同樣嚴令：「對於當事人、檢舉人、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，應予以保密。」亦即，「處理人員對調查過程、內容及個案身分應予保密」。據此可知，無論性平案或校安事件，為保護當事人隱私、避免輿論公審、維護調查公正性的核心原則，皆明訂有法律精神高度一致的保密義務條款，而教育部，正是上述法規的最高主管機關。

二、教育部自打耳光：周教練案淪為「全民公審」

對比教育部處理葉、周兩案的態度，其荒謬雙標令人觸目驚心：

對於「葉丙成性平案」，教育部：  

1. 反覆強調「依法保密」規定，拒絕透露案件細節；  

2. 以「保護當事人」為由，全面封鎖資訊；  

3. 高舉《性平法》第23條，以及前揭《準則》第24條規範之保密義務條款。

然而，對於「周教練案」，教育部卻是：  

1. 放任案情、調查報告，經由媒體、網路…流傳，全面曝光；  

2. 當事人姓名、職務、被指摘之細節、臺師大的處分決議等…，無一不遭到揭露；  

3. 未見教育部及臺師大援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所訂的保密條款。

回顧「周教練案」，之所以失控淪為社會矚目的「集體公審」，主係因教育部及臺師大，在本（7）月15日前的雙雙嚴重失職，除引爆被害人二度訴諸記者會，也連帶使得當事人的隱私權在輿論場中遭到碾壓殆盡。此除了是教育部及臺師大的失職，亦是教育部為求自保，而棄守資訊管控之責，甚至於，還主動對外揭示本該依法嚴予保密之事。以上種種，與教育部對於葉案的「嚴守保密」姿態，形成了極度諷刺的對照。

三、帶頭違法的惡性循環：當執法者成為破壞者

教育部的帶頭違法，且顯然是選擇性執法，自是難辭其咎。教育部在「周教練案」中的失職，已構成下述的行政違失：  

1. 違反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，其中對於敏感個資的保護義務。  

2. 背棄《行政程序法》：「行政行為應受法律拘束」的基本原則。亦即，行政機關所為的任何行政行為，都必須符合法律規定，且不得違反法律所揭示的一般法律原則。

因此，當身為主管機關的教育部，成為保密制度的破壞者，法治權威即已蕩然無存。教育部的這種雙標操作，釋放出極其危險的訊號 -「保密義務僅是用來壓制輿論的工具，而非普世適用的法律原則」。窺其結果，必然致使各個層級的學校，對於保密規範的輕忽：「教育部自己都不遵守了，我們何必認真？」這種上行下效的破窗效應，將徹底摧毀校園事件處理的程序正義。

教育部應以「統一標準」重建公信力

教育部若確實重視程序正義，就該即刻採取行動：  

1. 公開道歉：承認對於「周教練案」的資訊管控失當，違反保密義務。  

2. 統一標準：無論是性平案或是校安案件，一律嚴格適用保密條款，拒絕選擇性執法。  

3. 究責機制：從教育部自身做起，建立違反保密義務的行政懲處制度。

「正義，不僅要被實現，還必須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」。當保密義務淪為權力工具，程序正義就成為最大反諷。「法治，絕非可以任意切換的面具，程序正義更非方便之門」。當教育部帶頭踐踏自己訂立的法令規章，被傷害的，不只是當事人權益，更是整個社會對於教育體系的信任基礎。唯有以一致的標準嚴守法律界線，才能終結這種不該出現的雙標鬧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