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欄

曾醉竹中三四載，策馬狂行踏落花；橋下流水出山清，踏花歸來猶少年。

民國83年，筆者就讀台大夜中文三年級，為了「必修學分配置不當」問題，私下找系上教授討論；筆者竊以為「小學」（文字學、聲韻學、訓詁學等）不應佔據太多的必修學分，甚至應該改成選修課目，這樣才有機會增加新的內容，活化中文系課程。
但是，教授驕傲的說：「這些必修學分很重要，如果沒修完，你拿不到畢業證書。」
我回答：「我進大學是為了求學問，不是為了畢業証書而來，畢業與否對我並不重要！」
教授不耐煩的說：「中文系的規定就是這樣，你不喜歡可以轉到其它系去。」
我回答：「我就對中文系有興趣，而且我在文學賞析、創作與思想哲學等課程表現不凡，為什麼我要轉系？」
教授生氣說：「我們台大就是這樣，你如果不接受，可以去別的學校。」
我回答：「我是堂堂正正考進來的，憑什麼要我去其他學校？」

我們的「討論」至此破裂；不久後，我乾脆投筆從戎，放棄學業，轉而成為一名職業軍人。在當時，我感覺台大所謂的「自由學風」也不過爾爾，還不如我在竹中呼吸的自由空氣。

民國75年，筆者莫名其妙的成了新竹中學的新生。
遠離家門的小高一，脫離了父母的殷切叮嚀，以及私立國中的嚴管勤教，有如飛出牢籠的囚鳥；首次知道學校裡有社團活動，立馬報名跆拳社求鍛鍊筋骨，心裡又覺得：「有武也要有文啊。」所以又參加了校刊社；這時已經沒有師長督促功課，頻繁的社團活動，再加上精彩的校外聯誼，讓我目眩神迷，一年過去，毫無意外的留級了。畢竟，竹中每年約兩成的留級率，並非浪得虛名，沒有那麼容易混。

第二年高一，雖然退出了跆拳社與校刊社，但創立了演講辯論研習社，開始醉心於演講、辯論、甚至是相聲等口語表達的藝術，並引進當時剛流行的「奧瑞岡」辯論賽制，推廣擴及到竹、苗地區各高中社團；我記得高三時，新竹女中學生會要辦辯論比賽，一度找上我當評審，後來是竹女校方極力勸阻，才打消此議。

講到竹中，大概所有人都會想到辛志平校長；吾生也晚，無緣親炙辛校長風采，四年高中生涯，校長都是黃金龍先生。個人認為，盛名之下無虛士，竹中各期校長當然都是一時之選，在辛校長創立的優良傳統校風之下兢兢業業，不宜被掩蓋。有次看到黃校長在校園裡巡視漫步，我大概是有件事想建議校方調整作為，便鼓起勇氣上前攀談，出乎意料的，黃校長並沒有端出師長的架子敷衍了事，反而是親切、認真的與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學生一起討論，我們一聊就聊了一節課，這件事讓我印象深刻。

基本上，那個時期的竹中仍算是「沒有圍牆」，就我個人經驗，無論什麼時間，都可以經由正門、後門自由進出暢通無阻，（雖然還是有同學因為「翻牆」被抓記過，但我個人從來沒遇過。）甚至連隔壁的新竹高商、十八尖山都是廣義的「校園」，總是可以看見自己人的身影。

筆者的高中時期正逢解嚴、解除報禁、黨禁，民主運動浪潮風起雲湧，高中生對民主認識尚淺，就只能爭取髮禁、舞禁以及開放自由穿搭服裝等；我們也起草籌備成立了「班聯會」（班長聯席會），以學生代表的身分，向學校進言、意見表達。原本，我應該是眾望所歸成為第一屆班聯會主席的，但是訓育組長私下找我溝通，婉言「留級生擔任主席，似乎『有礙觀瞻』～～」反正我也不在乎這點虛名，只要班聯會組織能順利運作，其它都無所謂，就讓出了主席的位置。

民國79年3月，「野百合學運」在中正紀念堂熱鬧登場，當時筆者就讀高三，距離聯考只剩一百天，但還是跟一群同學北上參與「民主盛會」，大啖民主香腸
、民主黑輪，更成為全國第一個上台發表意見的高中生，獲得滿堂喝采、歡聲鼓舞。回到學校後，教官找上門來，但只是殷勤問候，並未勸阻禁止，更沒有任何處分指責，僅要我們在路程上要自己注意安全（當然不免有情蒐探詢用意，但畢竟也是職責所在，無可厚非。）

竹中的自由學風，顯現在這一點一滴當中，無論是師長、教官或是同學們，根本不用多言，自由的精神已經內化在竹中人的骨子裡；我們有自由、有民主，有法制、有人情，孕育出獨一無二的竹中校風，寧鳴不默，為所應為，勇敢的追尋夢想，這也對我影響深遠，我想，應該是一輩子的吧。

（作者為筆耕墨耘的文字工作者，堅持在紛擾塵俗中發不平之鳴。）